80年前“廉租房”配建图书馆

泸州网事发布时间:2016-12-22 16:46:28来源:广州日报

  原标题:80年前“廉租房”配建图书馆

  80万常住人口,有60万是“无壳蜗牛”;一个普通家庭平均三四十元的收入,有二十多元要交房租,而且只能租一个逼仄的“一房一厅”,一家几口过“蜗居”生活,收入更少的工友,只能被迫群租……这些对比鲜明的数字,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州房租飞涨、民生多艰的生动注脚。这样的情形连官方都看不过眼里,于是,在短短七八年内,广州先后修起了多处平民宿舍、劳工安集所和劳工住宅。虽然这只是杯水车薪,但官方在降低租金的同时,还尽力配备图书馆、礼堂、花园与浴室……细节处的人文关怀仍值得我们今天借鉴。

  采写/广州日报记者王月华

  省城房租飞涨

  愁煞60万“无壳蜗牛”

  平民宿舍、劳工安集所、劳工住宅……这些听上去颇有“底层关怀”的称谓,其实都折射了20世纪30年代老广州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,那就是:房价租金一日千里,“无壳蜗牛”没处安身。我们以前也说过,从1929年到1936年,也即陈济棠主粤的8年期间,广州市政建设可圈可点,工商业也颇为兴旺,被后人称为“黄金八年”。

  不过,经济一发展,房价租金也就水涨船高。据1928年的一项调查,广州有80万常住人口,有60万是需要租房的“无壳蜗牛”,平均每家的房租开支要占到生活费的四成以上。这说的还只是常住人口。另据调查,1931年~1933年,广州一下子又涌入了数十万的外来人口,房源极度稀缺,房价更是涨势惊人。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房子,被炒到了近万银元/市井(一井相当于11平方米)的天价,折合下来,一平方米总要卖到七八百银圆(相当于四五万元人民币),月收入大多只有几十银圆的普通市民只能望洋兴叹,而更低层的劳工阶层更是辛苦几辈子都买不起。

  房价涨,租金当然也跟着涨。1932年12月的一期《中央日报》曾用“一日千里”来形容广州房租的上涨,文中写道:“仅以最近五年内比较,则前时足供小家庭居住的两房,其租金不过十元(注:银圆,下同)……倘仅赁一房,前月租不过三数元……而现在则区区一小房,月租八九元,一厅两房,最低限度,非二十元不办;然此犹指旧式之平方,如为新式洋房,则其租价尚倍于是……房租既滔滔未已,平民生计,乃大受打击……故在今日之广州市,住之一字,已成为亟待救济之问题。”

  “马上市长” 修筑平民宿舍

  房租如此高昂,“蜗居”就成了必然的选择。一家老小能挤住一个小套间的,已经算不错的生活了,底层劳工十几人“群租”一间小房的,也比比皆是,至于连“群租”的钱都出不起的,只好流落街头了。

  “广州大,居不易”,官方总得想点办法,当时,主政广东的是南天王陈济棠,担任广州市长的则是被孙中山先生称为“吾党革命德行之神圣”的林云陔。林云陔为官十分清廉,放着政府配给他的雪佛兰轿车不坐,偏偏要骑马上班,美其名曰要多多锻炼,其实是为了节约汽油费,所以被市民送了个外号:“马上市长”。这个“马上市长”一向醉心于市政建设,早在1919年,他从美国留学归国后,就曾追随孙中山,在上海办了本《建设杂志》,随孙先生返粤后,曾三任广州市长,主持重修了镇海楼,并开始筹建海珠桥和市立中山图书馆等工程。

  不过,在操心这些大工程的同时,林云陔也没有忘记深受蜗居之苦的城市平民。1929年到1932年,也即在他最后一届任期内,广州先后在小北三眼井上街和东较场修成了两处平民宿舍,并对外招租。其实,这两处平民宿舍都是因陋就简,由以前医院和贫教院的房舍略加修缮改建而成的。虽说一个房间里要放上十多张床位,但蚊帐卧具一应俱全,又有杂役,打扫清洁。此外,两处宿舍都配备了图书室、礼堂、公共浴室和花园,还有自来水供应。虽然,对天天忙得“两眼通红声沙嗮”的劳工一族来说,图书馆和礼堂多少有点“中看不中吃”,但这样的居住环境比在阴暗潮湿的犄角旮旯里“群租”,还是强太多了。

  根据当时广州市社会局的规定,在平民宿舍长租一个床位,每月租金只需8角,日租只需4分,这样的价格也比在外“群租”便宜很多。因此,平民宿舍一开张,“未有家室之平民”就纷纷前来求租。奈何两处平民宿舍,加起来也不过五六百个床位,远远无法满足众多贫苦“无壳蜗牛”的需要。

  “拆屋市长” 筹建劳工短租房

  1932年3月,刘纪文接任广州市长之职。至今,坊间说起刘纪文,一是津津乐道于他是宋美龄“初恋情人”的传说;二是说他在1927年出任南京市长后“大拆大建”的作为。主政南京期间,刘纪文曾修起了长12公里的“中山大道”和玄武湖公园,可也留下了“铁腕”的名声,据说当年南京城里那些连总统姓甚名谁都不知道的孩子,却个个知道“拆屋市长”的大名。

  劳工安集所:

  每晚租金只需两分钱

  到了广州后,刘纪文依然延续着“大兴土木”的风格,在《广州市施政回顾》一文中,他对海珠桥、市府合署大楼等大工程的修筑情况如数家珍。难得的是,在同一篇施政报告中,他还颇为自豪地介绍了自己任内修建的劳工安集所和劳工住宅,篇幅之大,超过任何一项大工程。可见,虽然有着“拆屋市长”的名声,但刘纪文对平民百姓的“居住难”也不是一点都不关心的。

  刘纪文任内修起的两座劳工安集所,都位于当时刚刚落成的海珠桥脚,一座位于南岸斜坡,一座位于北岸斜坡,共有床位500多张,一张床一晚上的租金只要两分钱,比平民宿舍还便宜了一半。唯一让人感到不方便的是,劳工安集所的床位只在晚间出租,早上住客必须离开。官方给出的理由是,为了避免劳工养成贪图安逸的习惯。这听来有几分道理,但我觉得,贫苦的“无壳蜗牛”太多,官方提供的“廉租床”太少。既然僧多粥少,做成“短租”,所谓“床铺轮流睡,明夜到我家”,多少还公平一些。

  除了两座劳工安集所,刘纪文任内又修成了三所平民宿舍,分别位于河南、东关和西关。这样,广州的平民宿舍达到五所之多。

  劳工住宅:

  一厅一房月租三元有诚意

  不过,劳工安集所和平民宿舍都是安顿“单身一族”的,可有家有室的劳工也得有“立锥之地”呀。为此,当年官方还专门修起了四处劳工住宅,为有家有室的劳工提供一个栖身之所。这四处劳工住宅分别位于东堤八旗会馆旧址、河南义居里和河南同庆路等地,这些劳工住宅既有单间,也有一厅一房、一厅两房的套间,前者月租3元,后者月租为6~8元。这样的价格,拿到市面上比一比,真是“良心价”了,难怪刘纪文不忘在他的报告里提一笔:“本市劳工,当不致有栖身无所之苦矣。”不过,想一想60万“无壳蜗牛”的数量以及区区两三千张的“廉租床”和百来间“廉租房”的对比,这句话听来实在有点吹牛的味道。

  遗憾的是,上文提到平民宿舍、劳工安集所和劳工住宅落成没多久,广州就陷入了日军之手,这些建筑有的被炸成了废墟,有的沦为日军的驻地。修建这些“民生建筑”花了好几年的光阴,但要毁掉它们,却只需短短几天。这样的结尾,难免令人深深皱眉,长叹一声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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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责任编辑:潘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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